黄炎培（1878年10月1日—1965年12月21日），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江苏省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早年在家乡任塾师，先中秀才，后中举人，是远近闻名的“江南才子”，曾师从蔡元培先生受业。辛亥革命前后，曾任江苏学务总会评议员、江苏教育总会常任调查员，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江苏省议会议员。

      一、建会前的探索 

      (一）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

     1902年黄炎培遵从蔡元培“你们出校，必须办学校唤起民众”的教诲，回到家乡开始从事教育救国的实践。他和同乡张志鹤商量，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先后创办了川沙小学、开群女学、广明小学、浦东中学等，他本着“教育救国”的办学宗旨，除了正课以外，每周都组织演讲，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抨击吸毒、赌博、缠足等社会恶习。

    1913年6月为教育部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委员。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最早提出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的实用主义办学理念。

    1914年，黄炎培以《申报》记者身份，到鄂、赣、浙、鲁、豫五省考察教育，发现教育与现实的生产生活需要严重脱节，许多学生毕业就失业、即使有业亦不能乐业。

    1917年5月6日，以“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为目的，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等48位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办中华职业学校，黄任老成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驱。

    （二）创建中国民主同盟会

    1905年，黄炎培经蔡元培介绍，参加了同盟会。蔡元培赴德留学期间，黄炎培接替其上海干事一职，保存会员名册，接待来往会员，做了不少工作。

    1939年11月，黄炎培、左舜生、梁漱溟、罗隆基、张君劢、章伯均、张澜等中间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代表在重庆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以“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国策，以示意见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

    1941年3月19日，黄炎培代表职教社，与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以及乡建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章士钊、李璜、左舜生、张君劢、罗隆基、梁漱溟、张澜等13人在重庆上清寺特园集会，正式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政团同盟），黄炎培被公推为主席。  

      （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黄任老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发起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负责具体事务工作，筹集活动经费，向社会募集军需品供应前线，动员全家老少赶制丝棉背心，援助在严寒中浴血奋战的19路军。1934-1936年间，他先后访问浙江、江西、山东、河南、陕西、湖北、四川、绥远等地，到处发表演说，宣传爱国思想，唤起民众救国热忱。“八一三”抗战期间，担任上海抗日救援会主席。为组织运输支援前线的抗战物资、救护伤员、救济难民、迁移工厂，冒着敌机轰炸扫射的危险，多次往返南京和上海之间，撤退到武汉以后，仍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抗日路线。在他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时期，修建了浦东第一条铁路，募来抗敌巨资。

       二、立会初的准备

      （一）创办《宪政》月刊  

       1944年，黄炎培在重庆创办《宪政》月刊，集中宣传民主政治，介绍各国宪政文章，出版后常常销售一空。月刊社每月定期组织座谈会，黄任老都亲自主持，吸引大批群众，成为当时重庆很有影响的民主论坛。为宣传民主宪政，黄任老以花甲高龄奔走各大学，向青年学生演讲，鼓励学生自己争取民主，并为真民主而拼命，被学生称为“可敬的民主战士”。

      （二）创作出版《延安归来》

    1945年5月，黄任老读到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深受鼓舞。6月，他和褚辅良、章伯钧、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王云五等七位参政员联名给毛泽东、周恩来打电报，希望早日恢复国共谈判，实现国内和平，延安中共中央很快回电，表示同意商谈，并欢迎他们一行赴延安当面交换意见。7月，黄任老等六人不顾多方阻拦，乘专机由重庆飞向延安。在延安机场，黄任老他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随后，毛泽东与黄任老等进行了三个半天的会谈，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最后在融洽的气氛中达成了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的一致意见。在延安的五天，黄任老参观访问了许多地方。回到重庆后，黄任老作《延安归来》一书，盛赞中共的政策和解放区的形势，在重庆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延安归来，成为黄任老救国救民、寻求真理曲折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三）“历史周期率”谈话    

    在延安期间，黄任老亲身感受到了一种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清新气象，最难忘的是一次与毛泽东的谈话。毛泽东问黄任老在延安的感受，黄任老坦率地提出他长期思考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政党、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乐观而肯定地回答道：我们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新路，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延安之行使黄任老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情感发生了重要变化。之前他自称为“不偏不倚”的“自由主义者”，之后他情感的天平明显地倾向共产党一边。

      三、建会后的实践

     （一）创建中国民主建国会

    在延安期间，黄任老深刻感受到了组织力强的重要性。由于民盟是三党三派组成的政党，不尽如人意。他便在文教和实业界人士中进行串联，最后和章乃器、胡厥文、施复亮、孙起孟等，于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发起成立了民主建国会。民建成立大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召开，134人参加了发起签名，通过的《民主建国会宣言》《民主建国会政纲》《民主建国会章程》等重要文件，提出了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张和对时局的看法，即民建的国是主张。次日《新华日报》对民主建国会的成立予以报道。

    （二）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在黄任老的带领下，民主建国会开展了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斗争，逐渐走上了多党合作的道路。

    1946年1月8日，即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民建在西南实业大厦举行茶会，招待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代表及各界人士，报告民建成立经过，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停止内战、结束一党专政、开放政权、释放政治犯、检讨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政策等意见。这些意见，受到中共的热情支持。

    1946年2月10日，民建联合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等20多个团体，在重庆较场口庆祝政协会议闭幕，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陪都血案”，史称“较场口事件”，加上“沧白堂事件”和“下关事件”，使民建从血的教训中逐渐觉醒过来，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坚持内战、镇压人民的真实面目。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及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民建秘密举行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决议赞成中共“五一口号”。

      （三）参政议政的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任老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这是他领导中国民主建国会工作的重要时期，为党和国家大事出谋划策，建言献策，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旧中国时，北洋政府两次邀请黄任老做教育总长，蒋介石也一再拉他入“朝”做官，他都恪守“不为官吏”的原则，坚持不就。新中国成立后，年逾古稀的黄任老，欣然入政。儿子公出到京时问他：“一生拒不做官，恁地年过70岁而做起官来了？”他回答说：“周总理告诉我，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72岁高龄的黄任老，虽身兼数职，公务繁重，却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事必躬亲，深受敬重。

      抗美援朝期间，黄任老多次写信给毛主席，献计献策。通过自己在工商界的威望和影响做了大量支援前线的工作，为推动工商界捐献飞机大炮，民建会专门成立了捐献委员会，他亲兼主任，奔走呼吁，启发广大工商界人士的爱国热情。

土地改革期间，他亲下苏南，撰写了《访察苏南土改报告》，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报告考察结果，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在考察土地改革时顺便了解了镇反运动情况，提出建设性意见，中共中央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采取适当收缩和更加谨慎的方针。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针对一些工商业者中存有的顾虑，黄任老说：“刀是向着阶级开的，只要你个人好好和国家和人民结合起来，不再紧抱着原有的阶级求生活，我敢以老朋友的资格保证对你个人决不会开刀”。因病住院期间，仍不忘工商业改造大事，出院后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商业改造的工作中。

    50年代后期，黄任老身患多种疾病，仍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参加各项工作，坚持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民建会的活动。正如他在《八十初度谈》中所说，我年八十了，我活下去，我还要好好工作。   

    纵观整个民建的发展史，从黄炎培等先辈的人生足迹看，我们不难发现民建主要创始人的一系列令人景仰的精神，那就是爱国精神、爱民精神、民主精神、合作精神，这些精神形成了一代一代民建人继承和发扬的光荣传统，铸就了民建作为一个党派的党格魅力和精神内核。